摘要:在全球数据治理规则碎片化背景下,国家间围绕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协作呈网络化演进,但其整体结构与合作形成机制缺乏系统量化识别。基于2015—2024年113项国际跨境数据流动协议及相关规则性文件,构建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合作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回归法剖析其结构特征、关键节点角色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合作网络整体密度较低,但仍保持单一连通结构,呈现出“局部集聚-全局连通”的小世界特性,形成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新兴经济体逐步融入的“核心-边缘”格局。第二,网络权力分化显著,欧盟处于规范核心位置,中国和美国等主要在各自合作集群中发挥主导作用,英国和新加坡等发挥战略中介作用。第三,网络合作关系的形成遵循“相似性-互补性”双重逻辑,路径依赖、地理邻近和政策相似性等通过降低合作成本促进合作关系形成,数字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度差异等作为驱动跨制度合作的核心动力。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中识别关键伙伴、优化合作路径提供参考。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基于宏观和微观层面数据测算发现，2010—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持续提升，收入分布结构不断优化，共同富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中等收入群体尚未成为绝对主体，城乡结构差异、群体下滑风险和区域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仍是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持续发力的重要方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增强共同富裕的财富创造动力，夯实共同富裕的收入基础，强化共同富裕的人力资本支撑，稳固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从而把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广泛、更持续地惠及全体人民。国际比较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形成了公共服务和协调分配主导型、市场驱动和就业税收支持型、发展型国家统筹主导型三种模式，在制度安排和运行条件上各有特点，也分别受财政能力、市场条件、政府统筹能力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制约。结合中国实际，应重点从拓展中等收入群体覆盖面、增强居民持续增收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和发展能力、完善家庭福利与风险保障体系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更多居民稳定进入中等收入区间，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促进共同富裕扎实推进。

摘要:全球商业航天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中美作为主要参与国，其技术发展路径与创新模式备受关注。本文基于商业航天领域的论文与专利数据，系统比较分析了两国技术研发的现状、趋势、创新主体及热点主题。研究发现，中国在该领域的资助有近八成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来源相对单一，仍以基础/前沿技术研发为主，研究主题侧重于为行业发展赋能及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并日益重视星间通信等关键技术，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国内；相比之下，美国资助机构类型更为多元，通过多部门分散资助支持创新主体围绕不同需求开展研发，领域上更聚焦于太空资源开发等前沿领域，并积极进行全球化布局。基于对比分析，本研究认为我国商业航天应从加强前沿领域研究支持、加速大规模星座部署、深化国际合作三个方面着手，以应对当前的技术竞争态势。

摘要:动态能力视角为解析企业在数智化转型中普遍存在的“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既有研究多从能力视角出发，强调动态能力通过资源整合促进转型，却忽略了其对转型动力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动力与能力的二元视角，提出动态能力对企业数智化转型具有双重且对立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削弱企业进行颠覆式变革的转型动力，另一方面增强其整合与配置数字化资源的转型能力，二者共同导致动态能力对数智化转型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行动者（投资者与新闻媒体）对企业数智化转型的关注通过增强其转型合法性压力，提升了企业转型动力，从而弱化了上述倒U型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5-2021年年报数据、交易所网络平台投资者问答数据与财经新闻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研究假设。机制检验证实，动态能力显著降低了企业数智化转型动力，同时提高了其数智化转型能力。本研究不仅拓展了动态能力与企业数智化转型关系的理论认知，对相关政策制定与企业转型实践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要:在ESG披露监管持续强化、资本市场对企业非财务信息透明度要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D&O保险作为兼具风险分担与外部治理属性的制度安排，是否会影响企业ESG信息披露，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以2010—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D&O保险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影响，并检验诉讼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未购买D&O保险的公司，购买D&O保险的公司具有更高的ESG信息披露水平；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诉讼风险感知在D&O保险影响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D&O保险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缓解管理层对潜在诉讼后果的担忧、降低信息披露的预期风险成本，进而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分析显示，该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机构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由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分维度结果表明，该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和社会维度，治理维度虽系数为正但未达到统计显著。本文从外部治理视角拓展了D&O保险经济后果及企业ESG披露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并为理解保险治理机制如何影响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完善D&O保险制度与ESG披露监管协同提供了实践启示。

摘要:随着生成式AI技术加速演进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持续深化，如何有效释放技术红利、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协同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为此，本文以文化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围绕生成式AI创新与文化企业数字化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CSMAR、WIND等数据库构造2015-2023年中国A股158家文化企业的面板数据，分别测度生成式AI创新与文化企业数字化效率指标，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成式AI创新能够显著提升文化企业数字化效率，这一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据要素利用与企业产品竞争力在上述影响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促进作用在处于成熟期、衰退期、数据资产丰富及位于高数字创新渗透区的企业中有正向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生成式AI经济效应的考察，为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政策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支持。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提高了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干旱风险已从偶发性冲击演变为农业生产中的常态性胁迫，而农户的适应性技术采纳是构建农业防灾体系的微观基础。本文基于中国食用豆主产区三地561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以抗旱措施为研究对象，从技术采纳和气象服务付费两个层面，系统考察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技术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气候灾害冲击是驱动农户采纳抗旱技术的核心因素，但影响强度存在异质性，对采用抗旱种子、变换种植结构、变换播种或收获时间以及采用气象服务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增加灌溉无显著影响，反映出适应性技术采纳存在资源约束门槛；第二，在需要持续付费的技术采纳中，支付意愿是决定农户技术支付能力的核心前提，支付意愿的形成主要由受灾严重程度驱动。本文揭示了农户技术采纳行为中“灾害驱动—技术分化—意愿主导—能力制约”的行为逻辑，为理解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决策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为完善农业防灾减灾政策、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模式具有参考价值，也为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技术推广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摘要: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数智化转型已成为微观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低端锁定”的核心动能。针对现有研究在量化测度与数理推演上的不足，本文进行双重拓展：一是构建有效剥离“短期垄断溢价”与“低效技术冗余”的微观企业价值链跃迁指数；二是将数智化投入嵌入异质性企业模型，通过数理推演揭示转型红利与边际扩张成本的对冲机理。依托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其内在逻辑与边界条件。研究表明：数智化转型显著驱动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质性攀升；机制检验发现，其通过破除组织信息摩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依托技术溢出效应激发实质性创新产出，构筑了“技术-效率”双轮驱动路径，实现了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的双重闭环；此外，数智化驱动的价值链跃迁效应在面临激烈竞争倒逼、身处高水平数据市场、非国有及中部地区企业中更为凸显，进一步拓展了赋能的作用边界。研究结论不仅为精准评估微观主体价值链地位提供了量化工具，也为不同禀赋企业因地制宜制定转型战略及政府精准施策提供了经验启示。

摘要:双化协同发展，旨在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核心战略路径。本文聚焦于绿色化带动数字化这一条路径，基于2012－2023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标准双重差分法考察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政策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小的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重污染行业、高能耗压力城市和省会城市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数字基础赋能效应、规制驱动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数字关注度、政府补助和人才引进强度均能够与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产生协同作用，强化了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与借鉴。

摘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关于其就业效应是“创造”还是“替代”的广泛讨论。与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就业人数或工资水平不同，本文关注一个更偏向于需求侧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持续扩散是否改变了岗位需求结构，而不仅仅影响岗位需求总量？考虑到招聘广告更能反映企业的边际决策，本文基于2018—2024年我国主流招聘平台广告数据，构建了城市—职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暴露度指标，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对岗位需求规模、结构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总体上促进了岗位招聘需求的增长，“机器换人”现象并未发生。但需求增长的内部结构并不均衡，即非常规岗位需求增加，常规岗位需求则受到抑制。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主要通过催生新岗位和提高生产率两条路径推动非常规岗位的扩张；而在劳动力成本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任务可程序化程度较强的情形下，其对常规岗位的替代效应更为突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岗位需求的影响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强，且主要集中于非常规认知和高技能岗位，对常规体力岗位则呈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本文发现，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岗位需求结构的调整，而非仅限于就业规模的增减。